从白金汉宫回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站在首相府前发表就职演讲。全程脱稿、简短到只有5分钟的发言，透露着坦率和对未来的抱负。据新华社消息，英国十年内换七相，创下近200年以来最频繁的首相更迭纪录，伯纳姆间接回应“这是一个反思和重新下决心的时刻”，他承诺执政后将带来“过去40年里最大的变革”，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将推出完整的“英国十年计划”。 斯塔默因英国前驻美大使牵涉爱泼斯坦事件黯然离职，伯纳姆清楚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烂摊子”——民众因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公共服务落后积怨已久，经济增长乏力、区域发展失衡，财政空间捉襟见肘，跨大西洋关系、对欧盟关系都进退失据。 对此，伯纳姆开出来的“药方”是曼彻斯特主义，因为他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使一个老工业区一跃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第二大都市区。但问题在于，伯纳姆能将曼彻斯特的“经济奇迹”复制到整个英国吗？ 作为工党里中左派的代表，社区性、贴近蓝领，是伯纳姆的重要标签。他也经常强调自己的蓝领出身。1970年，他出生于英国北部的利物浦郊区，父亲是电信公司的工程师，母亲是电话接线员。 伯纳姆大学就读于剑桥大学英语系，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当时他还觉得有点不真实，在自己的书《向北方》（Head North）里描述道，自己努力想融入大学生活，但感觉自己像个“冒名顶替者”。 大学期间，他读莎士比亚、写诗，喜欢足球和乐队。毕业之后，他进入了新闻行业，给物流行业的《罐箱世界》和《集装箱管理》杂志撰稿。不久后，朋友建议伯纳姆去申请议员助理的工作，由此他踏上了从政的道路。他的晋升也很快，几年间就从议员助理、地方议员，做到了布莱尔和戈登·布朗两届政府的部长。2010年和2015年，他两次竞选工党领袖，但两次都以落败告终。最后只能离开待了十几年的威斯敏斯特，回到北方。 2017年，他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人生拐点仿佛也在这时出现。从上世纪末开始，老工业区曼彻斯特几乎成了衰退的代名词，伯纳姆来到这里后，大力推动公共和私人投资，重建公共交通网络和解决公共住房问题，留住年轻人才。 曼彻斯特的政府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3年间，大曼彻斯特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速达3.1%，是英国整体经济增速约两倍。预计2024年至2026年间就业增长率为每年1.8%，高于1.3%的全国平均水平。 几年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伯纳姆因为不满英国政府自上而下的疫情管控政策，公开炮轰这些政策“损害蓝领工人利益”，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一下子声名鹊起，获得了“北方之王”的称号。 在近日履新工党领袖和英国首相前，伯纳姆一直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工党会从地方推出伯纳姆，主要基于几方面的考量，一是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工党出现巨大失利，斯塔默整体偏向中间派，导致中下层、工人阶级的选民认为工党不能代表自身利益，选票反而流向偏右翼民粹的改革党，伯纳姆的立场则是中间偏左，可以更好争取这部分选民；二是工党内部目前也出现明显的派系竞争，更需要能调和各派观点和立场的人，伯纳姆正好是合适人选。 王朔提及一位英国朋友最近给自己转发了一则笑话：“一位科尔宾主义者，一位斯塔默主义者，还有一位布莱尔主义者，走进了一家酒吧，结果服务员打招呼道‘安迪，你来了’。言外之意是伯纳姆是三人主张的混合。” 这一模式的主要主张，就在于权力下放和基础设施国有化。生于北方、长期在北方从政的伯纳姆，感受到英国过去几十年增长的重心都在伦敦及其周边，东南部成为了英国最繁荣的地区，大伦敦以外70%的人口都感受不到增长的繁荣。 据新华社报道，伯纳姆认为，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权力日益集中、经济权力过度私有化，导致许多地区经历去工业化并长期陷入衰退。他表示，新政府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下放至全国各地。 “伯纳姆执政风格可能会更偏左翼，他对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从我个人观点看，是抓住了今天英国的病根。”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东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导致英国经济过度金融化，以及后来的去工业化。苏联解体后，英国金融业吃到了一波苏联解体的红利，大量的“灰钱”流向伦敦，带来了英国经济的短暂辉煌。2010年左右开始，红利基本吃尽，私有化、去工业化的弊端逐渐显现，铁路等公共服务价格高昂，去工业化导致经济日益服务业化。伯纳姆是否有魄力扭转局面，通过重新国有化等措施来改变，虽有待观察，但政策偏左，应该是确定的。 但在王朔看来，其大概率还是会延续斯塔默的政策路线，调整的空间不大。在内政上，伯纳姆声称要扩大公共支出，考虑对富人加税，但必然会受到财政纪律派的牵制，而且加税无疑会抑制企业投资信心，政府难以真正做出这一决定。 在对外关系上，伯纳姆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曾大赞中国高铁，还在今年4月主动约见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畅谈绿色发展与电动公交合作，对华态度较为友好。但王朔预计，其就任首相后，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对华合作与竞争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务实推动对华合作，稳定对华关系，另一方面也会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以及平衡英美关系的筹码。如果英国经济增长压力上升，则不排除寻求对华关系进一步改善，对华合作的意愿将有所上升。 在伯纳姆正式入主首相官邸当天，新一届内阁名单也出炉。新华社报道显示，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娜·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薇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此前斯塔默政府的多位核心成员被撤换。 伯纳姆有着“重塑”英国的雄心，执政将聚焦民生、再工业化与公共住房。有评论认为，伯纳姆在曼彻斯特推行的模式，不仅能让经济更加公平，而且更有效率，因为它可以纠正一些长期的市场失灵，如企业寻租、金融化和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一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伯纳姆任下的英国正面临四重压力：第一大挑战在财政，这已经是困扰几届政府的老大难问题。2025年英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升至98%，英镑的地位远不及美元，难以支撑政府大量发债，国际资本对政府赤字又高度敏感，英国政府忌惮英镑被大规模做空，所以英国财政扩张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选民要求的公共福利、基础设施投入还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公共投资，又需要巨额财政支出，伯纳姆政府要走好这块平衡木，非常难。 第二大难题在于社会撕裂。英国社会中外来移民的比例很高，由此反而催生了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导致不同阵营的分裂。 第三大挑战是政党分裂，两大党逐渐式微、改革党等小党崛起的同时，工党内部也出现裂痕，左派主张加强国家干预，扩大财政开支，另一派则坚持自由市场、坚守财政纪律，党内都难以形成共识。 第四大挑战在于外交。特朗普上任后，美英同盟关系走到分岔口，特朗普政府对英增加关税，强势要求英国增加防务开支、购买美国军火。欧盟方面，英国脱欧后，不仅丧失了欧元结算市场的地位和进入欧盟市场的入场券，还屡屡在贸易问题上遭受欧盟制裁。 丁东汉认为，英国经济一句话，就是成本太贵，导致经济没有竞争力。如果不能解决或只能部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换哪个党哪个首相，都差不多。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首相有担当，也需要利益集团、民众有共识，总体而言，今天英国的利益集团和民众还秉持着一种跟随美国的对外掠夺思维，不愿为国家长远发展做短期牺牲。 “时代变了，欧美主导全球经济的时代已经远去，这个趋势是谁都难以撼动的。”王朔直言，在2008年以前欧洲在全球经济的占比还能达到30%多，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降到10%，欧洲国家的衰退是渐进的。与之相对的，是全球南方、新兴市场的崛起，国际力量格局已然发生变化，英国等欧洲国家还想用原来的方式吃老本，或者依靠一两个政策解决问题，根本无济于事。 过去十年，英国走马灯般更换首相，丁一凡预计伯纳姆也难逃“短命首相”的宿命，“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不了，曼彻斯特主义的纲领在执行中会受到诸多牵制，选民只能用不停换人的办法来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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