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一场全国抗议迫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回削弱反腐机构的争议法案；如今，另一场抗议引发乌军领导层“地震”。 一周之内，防长、军队最高指挥官先后更换。面对长达1200公里的俄乌前线，乌克兰需要回答的已不只是“谁来指挥军队”，更是“下一阶段这场仗究竟该怎么打”。 当时，乌克兰刚经历2023年反攻未达到预期，战场陷入僵局。泽连斯基称，军队需要新的领导方式和战略调整。外界则更多关注总统与人气指挥官扎卢日内之间日益公开的分歧。 费多罗夫现年35岁，曾任数字转型部长，因推动政府数字化改革受到关注。今年1月，他出任防长后，高调提出“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第二支军队”，大力推动无人机等新型军事能力建设，被称为乌克兰“无人机沙皇”。 16日起，基辅等多地连续爆发抗议。示威者要求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并喊出“瑟尔斯基下台”“军人不是消耗品”等口号，矛头直指乌军领导方式。 泽连斯基方面称，解职费多罗夫是因为国防部与军方领导层长期协调不畅，尤其是费多罗夫与瑟尔斯基之间分歧严重。但费多罗夫反驳称，官僚主义阻碍乌军改革，创新力量反而被忽视。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指出，此次撤换瑟尔斯基，直接背景正是防长更替后暴露出的国防部与军方之间的严重分歧。泽连斯基希望通过再次换人，重新调整军政关系，平息内部纷争，避免内部冲突影响战斗力和政局稳定。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无论撤换防长还是乌军总司令，都体现出泽连斯基在战时强化对政府体系的掌控。”崔洪建指出，他试图通过局部甚至整体的“换血”，形成相互制衡，确保政府和军队围绕统一目标运行，避免内部权力冲突影响战时决策和自身地位。 在现代西方军队体系中，国防部长作为政府文官，负责资源整合，建设“战争机器”；军队总司令作为职业军人，负责带兵打仗，运转“战争机器”。两者必须协调合作，不能形成两个方向相反的权力中心。 费多罗夫代表乌克兰近年来试图强化的一种战争能力：利用技术、数据和创新，提高军队适应新战场的速度，通过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对俄罗斯形成新的作战压力。 他出生于苏联时期，是从苏联军事体系成长起来的乌军将领；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他负责基辅防御，并参与哈尔科夫反攻，因在巴赫穆特战役中的高消耗打法，被部分批评者称为“绞肉机将军”。 “费多罗夫离职前，将矛头指向瑟尔斯基及其代表的乌军传统派，使军队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崔洪建注意到，这背后是技术改革路线与传统军事体系之间的碰撞。 一方面，乌克兰需要依靠传统军事体系守住地面战场，才能让无人机等新型作战能力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无人机等新型作战能力的发展，也是战场现实推动下的必然选择。 “真正困难的是资源如何分配。”崔洪建说，乌克兰财政高度依赖外部支持，军事投入必须确定优先方向。费多罗夫进入国防部后，把重点放在无人机以及军队转型上，这不可避免会占用部分原本投入传统作战体系的资源。 “区别在于，其他国家通常是在和平时期完成改革，而乌克兰是在战时进行转型，因此矛盾更容易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崔洪建指出。 21日，泽连斯基选择43岁的德拉帕特接掌乌军最高指挥权。德拉帕特从顿巴斯战场成长起来，曾参与2022年哈尔科夫反攻，被视为具有前线经验的新一代军事领导人。 从扎卢日内到瑟尔斯基，再到德拉帕特，短短两年乌军最高指挥层连续更替。崔洪建认为，一连串人事变化已超越单纯的军队换帅，背后折射的是战时状态下，政治权力、军事体系与社会期待之间越来越难以平衡。 政治层面，近年来乌克兰社会矛盾的深层背景，是长期存在的治理和腐败问题。费多罗夫离职时提到的军队腐败、逃兵、征兵漏洞以及资源分配问题，都反映出乌克兰军事治理仍面临挑战。 社会层面，战事初期，由于外部压力巨大，内部矛盾往往会被掩盖，社会更容易形成团结；但随着战事持续，特别是乌克兰自信心上升，外部压力有所缓解，过去被压制的问题重新浮现，内部矛盾反而可能增加。 一个长期争议是泽连斯基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完成权力交替。如何在战时特殊性与政治常规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泽连斯基必须面对的问题。 军事层面，随着无人机作战的作用得到发挥，以及西方近期对乌财政和军事支持趋于稳定，西方对乌克兰形势的判断有所改善，进一步增强部分国家继续援乌的信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乌冲突进入新阶段。更准确地说，双方可能都在重新确认，仅靠军事手段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在崔洪建看来，对乌克兰而言，下一步不仅取决于战场，也取决于能否处理好国内政治稳定、军政关系以及外部支持之间的平衡。 当前，美国对俄乌问题的策略也在调整：从此前强调缓和对俄关系、向欧洲和乌克兰施压，转向更多利用乌克兰形成的局部优势对俄施压，以推动政治解决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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